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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我被提拔为科长到1984年7月离开综合科，整整两年时间里，一以贯之，夙兴夜寐，马不停蹄，一心只在综合统计工作之上。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想象不出，那个时侯哪里有那么充沛旺盛的精力！同时，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科的每一个同事，没有一个人、无不像我那样工作。

从1975年初，回到统计局，科里的人员有出有进，由少变多，唯独我一直没有离开综合科。

以前综合科的人员，除了文昌霞，其他的人都没有回到统计局，燕恩去了计委，蒋竞芳去了物资局，孟庆儒去了供销社，刘兴然科长去向不明。之后的综合科，文昌霞和我是统计局老人，其余都是新人。

宋学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斗争中在统计局被打成**分子。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统计局之前，他已经下放工厂当工人。**之后，1979年落实政策，彻底摘掉**帽子，从工厂回到了统计局，安排到综合科。他和文昌霞是我们科里年龄最大的同志。

宋学武离开机关20年之后，又回到统计局干上了老本行，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埋头于工作，干劲十足。在科里他担任过学会工作，平衡统计，统计分析，职称评定等工作，任劳任怨，尽职尽责。

宋学武个头较高，身材魁梧，面庞黝黑。爱人年龄较小，长得年轻。是在工厂里找到的对象。一次，梁局长领着我们到他家去家访。叫开房门，宋学武的爱人出来迎接，梁局长问道：“你爸爸在家吗？”

“这是内人。”宋学武在他爱人身后出现，对我们说道。他爱人笑着退到了一旁。“你爸爸在家吗？”成了局里工作之余的笑料。

宋学武在科里的工作，我始终给予支持、帮助，既没有另眼相待也没有冷眼相看。但是，直言不讳，我对**分子确实有些偏见，当然，自己也是“中右分子”。以自己的亲身所见所历，从我接触到的那些被划定成**分子同志的表现，几乎全都是（没有精确统计，大概不会低于90％）在说话方面不够检点。有人对事鸡蛋里找骨头，故意挑刺，指桑骂槐，嘴尖；有的对人出言不逊，尖酸刻薄，嘴损；有的听风就是雨，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当传声筒，嘴欠；有的人不懂政治，自恃聪明，动不动就出来针砭时弊，说东道西，嘴冷；有的为了一己私利，个人主义，不分场合，发牢骚，泄私愤，嘴臭。有些人，在正式场合，在你争我抢的发言时，很少开口，然而，偶尔说出一两句，或是接别人的话茬，说上一个“是！”“对！”“啊？”之类的判断动词或感叹词，就已经把他的不合时宜的心思暴露无遗了。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在我入党时，同志们指出我的缺点时，最多的意见就是“说话不注意。”老宋说话虽然是刻意避免宿疾再犯，也还是不可能做到完完全全掩瑕藏疾。自己的毛病，在他人身上发生，好像看得更清楚，也算得上是一面镜子。

文昌霞，在**中受到冲击，千山斗批改学习班结束后，由于孩子小，丈夫在外地工作，没有和我们一起去鲅鱼圈（盘锦五七干校）打石头。盘锦五七干校解散，她没有去农村走“五七道路”，留在市里，到汽车公司当有轨电车售票员。打倒四*帮，落实政策，回到了局里。

文昌霞是整理统计资料的“专家”。从我第一天到统计局就一直看到她在不停的整理统计资料。她是对鞍山市统计局有史以来的统计资料最为熟悉的人。她回到科里之后，整理和管理统计资料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她的身上。对外提供统计资料，也是她的一项“专职性”的工作。城市年报实施以后，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搜集资料、汇总报表的主力。学会工作认真负责，被省统计学会和社科联评为先进个人和学会优秀工作者。局党支部委员。1981年任命综合科副科长。统计师。1986年退休。

文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回到统计局同时，劳动局分配给我局6名部队专业年轻干部。文英和曾毅是这几个人当中的佼佼者。文英虽然没有上过高中，文化素质还是很高的。他虚心学习，钻研业务，悟性很高，很快就熟悉了综合科的统计业务。1982年5月中旬工作需要，局里把他调到工业科，1982年8月提拔为工业科副科长，1984年任科长。是我局上报市委组织部的局级后备干部。

在我主持局里工作期间，市委秘书长找我，要我们统计局把熟悉统计资料，有写作能力的年轻干部推荐给市委。我把几个业务能力较强的同志向他作了介绍，他说，“就把文英科长给我吧。”

我：“不行。他是我们局业务骨干，局级后备干部，准备当接班人的。”

秘书长：“糊涂。到市委工作一段，更多的熟悉一些市委的、全市的全面工作情况，不是更好的锻炼吗！对将来接班不是更有利吗！”

后来，不知道是谁跟我说，“你把小文调给市委，人家心里不太通，好像是你们统计局把他给推出去了。”

“不会吧？”我觉得，文英不会有这种想法。

柏健退休后，文英接任他做了统计局局长。

黎琳。辽大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本溪市。和其在校搞的北京的黄姓同学结婚后，两地分居，离婚。黎琳**前她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独居本溪。她的父亲是鞍钢著名的元老级工程技术人员。颜宪言和我曾经向局里说明情况、提出建议，请求把她从本溪调回鞍山，到统计局工作。由于处于那个时代、莫名的原因，一直没有如愿以偿。直到1982年二季度末，总算是调了回来，安排在综合科工作。

当时，正在研究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国民经济翻番的目标。我们科要编写国民经济翻番的统计分析报告，正好黎琳来了，就安排给了她。

我：“市里让我们研究一下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翻番的情况。计算翻番指标，用上了高次方程，正好，你来了，这个分析报告就由你来写吧。我们科，除了你，还真的没有谁会算。”

黎琳：“数学老也不用，怎么计算，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毕竟有基础，翻翻书，没有问题。”

“行，没有问题。”黎琳用了40多天，写出了报告，于12月初报告打印发出。

黎琳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编写专题统计分析报告和调查报告。自然成为科内的骨干力量。

积极要求入党，是我们那一代很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的政治生活里的精神情结，黎琳也不例外。到了局里，很快就向党支部表明了争取早日加入党的决心。四、五年过去了，还是那个莫名的原因，统计局的党的大门没有对她打开。

“我打算离开统计局。”有一天黎琳对我说。

我：“干的不是好好的吗，看不出来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怎么要离开？”

黎琳：“你在统计局奋斗了六、七年才算是入了党，有些情况我也听说了。我，大概六、七年也难以实现。”

我：“就是为了入党？”

黎琳：“是。就是为了入党。邓*平都说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何况我们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怎么在统计局入党就这么难！”

“要经得起考验嘛。”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出自我的内心。这种官话已经说习惯了，顺嘴就会溜出来。

黎琳：“我可没有你的那种耐性。哪里都是干革命，非得在统计局这棵树上吊死！”

我：“听你的话的意思，有去处了？”

黎琳：“是。市委党校。”

我：“去党校干什么？”

黎琳：“教书。他们热切希望我快点过去。跟我说了，入党不成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莫衷一是。当然她的去留，我也不愿意做过多的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