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时间？它是一个圆圈？一支飞箭？一条奔向大海的河流？一只骰子？一架不断加速的宇宙飞船？它真的可以卷折、弯曲？……时间流逝着，而钟鼓楼将永存。钟鼓楼高高地屹立在京城北面。
鼓楼在前，红墙灰瓦。
钟楼在后，灰墙青瓦。
鼓楼在元代时名齐政楼，到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它才被改建于现在的位置。如今的鼓楼西边，还有一条“旧鼓楼大街”，所以要知道元代齐政楼的位置，并不困难。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宫室坛庙，嘉庆五年（1800年）对鼓楼进行过一次大修，再次肯定了它镇守于全市中轴线北端的位置。据说当年鼓楼上面安置着二十四面更鼓，每面直径都有一米半左右，都是用整张的牛皮蒙制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鼓楼亦被劫掠，如今二十四面更鼓仅余一面，而且鼓面上还留下了侵略者的刀痕。
钟楼在元代时是万宁寺的中心阁，明代未动，清乾隆十二年（1745年）重建后，才呈现出今天的面貌。
直到1924年以前，钟鼓楼都履行着向全城居民报告时辰的职责。
用什么来计算时间？
最早，在鼓楼上置有铜铸刻漏，据说是宋朝传下来的国宝。所谓刻漏，就是利用水在不同大小的铜壶中均匀滴漏，而度量出时间来的装置。据说当年的铜漏壶一共有四个，从上到下依次的名称是：天池、平水、万分、收水。漏壶之间安有铙神，设有机械，能按时击铙发声，每次击铙八声，颇为准确。铜壶中自然需经常添水，冬天为了防冻，则注入温水。可惜如今的鼓楼上仅有漏壶室，铜刻漏已荡然无存了。到了清朝，改用更香来计算时间，从精确度上说，似乎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一种倒退。
钟鼓楼怎样报时？
白天，正午时分钟楼要鸣钟。
夜晚，鼓楼要报出五个更次。第一更约在晚上八点，报这一更叫“定更”。然后每一更次击鼓一通，每次击十三下。二更约在夜里十点，三更约在午夜零点，四更约在深夜两点，五更约在凌晨四点。当年的文武百官听到三更鼓后便要准备起床，四更鼓后便要赶到午门外集合，五更鼓后便要鱼贯入朝，跪在太和殿前的称为“海墁”的地上“听旨”。
“定更”时不仅要击鼓，还要相应地撞钟。到四更报“子正”时，又要再相应地撞钟，这一次报时活动有个专门的称谓，叫“亮鼓”。
在“定更”与“亮鼓”之间，每隔半个时辰（今天的一小时），钟楼还要独自撞钟一次。
“定更”与“亮鼓”的击鼓、撞钟法，是这样的：两名更夫到时候分别在钟鼓楼上，手提“孔明灯”，遥相对照，作为信号（当年人们称之为“对灯儿”），然后分别进入楼内击鼓、撞钟。击、撞都采取“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节奏，并重复两遍，共计一百零八下。击鼓在前，撞钟在后，悠悠然要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钟鼓楼沉默58年了，但在这1982年12月12日下午五点来临时，它们却雄姿依旧，仿佛随时都可以发出新的讯号……
岁月悠悠。时间毫不间歇地流逝着。人们落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早意识到的是包围着自己的空间。这空间有着长度、宽度和高度，其中充满了各异的形态、色彩与音响……而后人们便意识到还有着一种与空间并存的东西，那便是摸不着、握不牢、拦不住的时间。在所存在的空间里度过着不断流逝的时间，这便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于是乎喜、怒、哀、乐，于是乎生、死、歌、哭……
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单独地存在着。他必与许许多多的人共存于一个空间之中，这便构成了社会。而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的阶级意识不同，政治方向不同，经济利益不同，人生态度不同，道德品质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性格旨趣不同，生理机制不同，竞争能力不同，机遇遭际不同……于是乎便相争相斗，相激相荡，相斥相离，相轻相嫉……同时也必定伴随着相依相靠，相汇相融，相亲相慕，相尊相许……而这种人类社会的流动变化，从整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历史；从个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命运。
在匆匆流逝的时间里，已经和即将有多少人，意识到了一种神圣的历史感和庄重的命运感呢？
但是，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受是各异的。
薛永全师傅从荀家回到自己家，还没进到新房中，便突然感到一种晕眩。他扶住苫棚的撑架，喘起粗气。正好路过的海西宾看见这情景，忙过去扶住他，对他说：“薛大爷，您先到我屋里歇歇吧！”
海西宾一个人住在里院北边的东耳房中，薛师傅想了想，也只有到他那儿歇歇合适，便由他扶着去了。
海西宾让薛师傅靠在床上，自己去悄悄叫过了殷大爷来。
殷大爷行医虽挂的是正骨的牌子，但对其他一般内外科病症，也能诊断施治。他给薛师傅号了号脉，便说：“不碍的。高血压上来了，加上你那个哮喘的根子没断，所以头晕、胸闷。我给你推拿推拿，不一会儿准能松快。”说着，便解开薛师傅领扣，先给他按揉喉下的天突穴。
海西宾已对殷大爷汇报过卢宝桑的动向，殷大爷判断说：“他进了‘一品香’？那他八成是让咱们给冤屈了。要身上真掖着雷达表，拽他进那儿他也不会去。”海西宾对殷大爷更加佩服。这会儿殷大爷给薛师傅推拿，他在旁边毕恭毕敬地瞧着，他想，不该光学打拳，也该跟殷大爷学学推拿正骨……
薛永全合着眼，随着结拜兄弟的按揉推拿，心中浮出了一阵阵一片片时而朦胧时而清晰的思绪……
在薛永全当喇嘛时，他一度相信时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圈。也就是说，时间是循环不已的。他从师傅奥金巴所教授的佛经中得知，那循环不已的时间是按“劫”划分为阶段的。每一次从开始到毁灭构成一“劫”，一“劫”中又包括“成”、“住”、“坏”、“室”四个小阶段，称为“四劫”，每到“坏劫”时，便有“水”、“火”、“风”三灾出现，于是乎世界归于毁灭。人只有皈依佛门，潜心养性，求得解脱，才能超出这种时间的轮回。倘不能解脱，便要无休止地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这“六道”中如车轮般旋转不停地生死相续。
现在的年轻人到佛寺去游玩，看到寺门外山墙上写着“*常转”的字样，往往不知何意，因而毫无联想。当年的薛永全看见它，却必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既然时间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大圆圈，那么，一圈转完之后，必有另一圈，因此存在着一个来世。当年的死囚被押赴菜市口行刑时，常常大声地嚷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嚷者有这种自信，围观的人群中如薛永全者，也认为事乃必然。
他虔诚地相信过“因果报应”。今世行善积德，来世必有好报。今世为非作歹，来世必为饿鬼、畜生。
他的这种圆圈式的时间观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动摇。他眼见着庙会中的恶霸得到了“现世报”，他自己同千千万万北京市的底层市民一样，充分地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恩泽，温饱迅速而稳定地得到了保证，生活日趋富裕纯净，而眼前的北京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展拓，“十大建筑”的同时出现，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急速发展，水井的废除和自来水的普及，“老爷”“太太”一类称呼的消失和“同志”“师傅”这种称呼的兴起……都不断地把他那圆圈式的时间观念扳成为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商场的夜校中，他学了简明中国史，他才知道这直线式的时间那过去的一端是“从猿到人”，而未来的一端是“共产主义”。据大儿子薛纪徽有一次告诉他，实际上时间是既无头也无尾的，“从猿到人”以前还有“从虫到猿”，并且还有“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无地球到有地球”等等；而“共产主义”以后也还会有矛盾冲突，人类社会还会有发展变化，并且到最后地球还可能毁灭，而那时候的人类可能已经安全迁往宇宙中别的地方了等等。他对薛纪徽所说的抱怀疑态度，不过，时间自“从猿到人”而奔向“共产主义”，是个并非封闭的圆圈而是一条向前发展的直线，这个观念毕竟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来。
对于国家来说，在眼下直线式奔流的时间里，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海晏清，八荒率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薛永全心中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他自己在看守仓库的平凡工作中恪于职守，同时对于两个儿子，也时常嘱咐和督促他们为国家认真工作。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来说，在眼下直线式流逝的时间里，是“男大当婚”，但求有个“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纪徽两口子既已生下一女，但愿薛纪跃两口子再生下一男……
没想到薛纪跃的这场婚事，竟闹出了如此风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亲友要来贺喜，该铺排最后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却依旧待在公婆屋中，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随时可能赌气跑回娘家！
在眼前事态的刺激下，薛永全那旧有的时间观念，竟有所复萌。殷大爷给他按揉推拿着膻中穴时，他迷迷糊糊地想：难道是我以往作的孽，报应在了今天？……他想起了当年把出生不久的亲女儿，经“修绠堂”书铺掌柜，送给那官宦人家的往事。这是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大的亏心事。是呀，那是“鬼子”撤退、国民党“接收”不久，隆福寺庙会虽说看上去热闹，可人们手里的钱“毛”得厉害，连庙会上原来最牛气的“金象为记”的卖梳篦的“金象张”，在奥金巴提着黄布口袋去收摊租时，也叫苦不迭，要求赊租。薛永全当时靠跟着奥金巴外出念经已然不能维持生活，便在每逢阴历一、二、九、十隆福寺有庙会的日子里，去哈德门外东晓市帮大摊主拉排子车运货，挣一点外快。可就在薛大娘生下那闺女不久，有一回他拉着排子车路过哈德门，被一辆美国兵开的吉普车撞得人仰车翻。那吉普车显见是故意把他那排子车撞翻的，当排子车上的货物滚了一地，薛永全摔得腰伤肘碎之时，吉普车上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薛永全一要赔偿货主损失，二要看病吃药，实在养不活那闺女，才忍痛将她送给了别人。那由中间人隐去了真实姓名的官宦人家，原要送他一笔钱财，他同薛大娘都严词拒绝了。他们岂是出卖亲生骨肉的禽兽？他们实在是百般无奈，才让女儿去寻一条温饱有靠的生路！那官宦人家也严词拒绝了他们隔年与女儿相会一次的要求。
自从女儿被抱走以后，三十多年来音信全无，解放后薛永全也曾试图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为中间人“修绠堂”的掌柜早已去世，竟毫无线索可寻。现在，在薛纪跃的婚宴出现风波时，不知怎的，薛永全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终的亲闺女。她让人抱走时，还穿着一双薛大娘用旧袈裟布缝出来的虎头鞋！难道今天的事真是……报应？
窗外传来一阵欢笑声。分明是从婚宴上传来的，其间突出着荀大嫂扬声逗趣的嗓音。啊，婚宴仍在喜幸的气氛中往下进行。这么说，也还够不上是遭了什么报应。荀磊不一会儿把那表买回来，新娘子一回心转意，一切又都能恢复正常……既如此，又何必胡思乱想呢？
“怎么样？好受点了吗？往开了想吧，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殷大爷又开始用双拳给他按揉背俞。因为他现在是虚披着棉袄，海西宾怕他冻着，便把屋里的炉火捅得旺旺的。
他确实感觉好受多了，同时，不仅承受着旺盛的炉火的热力，也承受着友情的温暖。他那几乎要弯成圆圈的时间观念，又反弹成了直线。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殷大哥原是在庙会中用三根木棍捆起架子，从架子顶上挂下两根皮条，靠脱光膀子练皮条把式口为生的。他俩相交以后，无话不谈，引为知己，遂结拜为兄弟，他们之间，是可以托妻付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说得对：“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岂止殷大哥维护着自己，这小小年纪的海西宾，不也知道帮助人吗？更有那荀师傅一家，说起来非亲非故，不过是共用一个自来水管的里外院邻居，可他们对自个儿多有情义！这难道都是前世积德的善报吗？那么着解释太虚无缥缈！人家荀兴旺早年是个八路军，后来又一直是大厂子里的工人，人家真有那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啊……
所以，寻思到头，身外的时间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寿数也好，命运也好，恐怕也还不是轮回往复那么个情况……
“事在人为”，而且“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殷大爷给薛永全拿着虎口时，他觉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复到健康状态。他微笑着说：“不碍的了。我该回去接碴张罗了。一切都能好起来的……”
钟鼓楼原是一种公共报时器。它是以音响来报时的。
如今钟鼓楼休息了，它们仅仅作为一种古迹而存在。至1982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报时器共有两处，一处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对称的钟楼；一处是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它高耸着一个钟楼。它们不仅能发出报时的音响，而且还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带“刻度”的钟面和长短指针随时显示着时间，精确度在五分钟以内。
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频密繁忙的大都会，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时的公共报时器是太少了。应当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露天公共报时器。尤其应当多多设置一些既比机械钟价廉而又能使精确度达到一秒之内的石英电子数码显示钟。
公共报时器的稀少，精确度方面的粗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还不是那么善于珍惜时间。在不少机关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以及“别急，等一等”、“忙什么？候一候”……乃至于“那就下午再说吧”、“那就明天再办吧”……之类的“口头禅”，仍在继续流行，便是明显的例证。
必须改变这种陋习。改革，首先要改革关于时间的观念。
张奇林便是一个从这一点改起的改革家。
现在是1982年12月12日的……什么时间？
张奇林坐在波音747班机上，伸腕看着他的手表。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当时指针指着十七点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当下午十四点三十分，而苏联莫斯科却恰好是中午十二点。张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兰克福是上午十一点，法国巴黎是上午十点，而英国伦敦仅处于早上九点钟。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面，东京是十八点，夏威夷是二十三点，旧金山已是午夜一点，而纽约已到了凌晨四点钟。
令张奇林痛心的是，尽管他所领导的那个局里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持有大专的文凭，但真正具有科学的时间观念的人，却所占比例不大。
什么是时间？
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
我们平时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时间”，实际上是指对上述的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的一种计量。这种计量，从人类社会初成之时，便以日月星辰的变化为依据，而渐趋细密精确。到了近代社会，世界各国都接受了“格林威治平时”的规定——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本初子午线为标准的地方平太阳时，为“世界时”。当然，让每一个人都弄懂什么叫“真太阳时”、“平太阳时”，都弄清世界时区的划分以及“标准时”和“地方时”的区别，那是很困难的事。但张奇林觉得，他手下的干部们至少应当知道，当代社会关于时间计量的精确度，已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因而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语，在当代的价值观念面前，已经是如何地粗疏而失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一秒”当做最小的计时单位。究竟多久是“一秒”？有人说“嘀嗒”一声是一秒，有人说手表上的秒针移动一小格便是一秒，聪明点的人会说，一年、一月、一日、一小时的多少分之一是一秒。其实，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都不是均匀的，因而以它们为基准建立的时间计量系统——“平太阳时”、“历书时”也不是均匀的。所以，要确定何谓一秒，必须另找更稳定的参数，于是近代的科学家们发现原子内部能级跃迁所发射或吸收的电磁波频率极为稳定，便据此为基准，建立了很均匀的时间计量系统，称为“原子时”。“原子时”的一秒的长度，规定为铯原子跃迁频率9192631770周所经历的时间。这便是当前全世界公用的秒长，也即是人们计量时间所应用的基本单位。至于当今世界上的计时器，钟鼓楼般的报时，日晷般的显示，早已成为一种陈迹；机械元件的钟表也渐渐只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装饰性为主的物件；凡需求得精确的活动，都越来越依赖于石英钟，目前人类已制造出了每天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一秒、频率稳定度高于10-9的石英钟。即如当今世界百米赛跑的纪录，已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以上，倘若你能比世界冠军快上百分之一秒，那么你便是新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对于你来说，岂止是“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仅仅百分之一秒的价值，显然远在一寸金子的价值之上！
一个国家机关，一个社会生产的指挥机构，如果不建立符合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时间观念，怎么可能发挥它的指挥和协调作用？
所以，张奇林一上任，他的头一个措施，便是在当天上午十点钟，进行了一次预先布置好的大抽查，抽查结果如下：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响起十点整的蜂鸣音时，机关办公楼门厅的电钟指着十点零三分，所抽查的几间办公室的壁钟分别是十点零一分、九点五十六分、十点零八分和十点十三分！而当时食堂的闹钟指着九点四十九分，司机班的值班室的座钟指着十点零六分。被抽查的个人计时器，与电台报时吻合的倒不少，但错前错后的也不乏其例，如行政处的傅善读，他腕上的名牌手表便足足慢了十分钟——经查实，不是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他在一次停走上弦时，根本就没把时间拨准。
张奇林在十一点钟召开了全局紧急大会，宣布了抽查结果，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宣布在中午十二点时，由广播室再播出一次中央台的报时音，同时要求全局所有的钟表在那报时的蜂鸣音中都要校准时刻。他大声地呼吁：“让我们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以新的时间观念来抓紧工作！我们要时刻想到，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生活都在一秒复一秒地向前推进，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许多方面既然已经落在了别人后面，我们便应当有一种紧迫感，焕发出一种奋发突进的革命热情……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我们要把‘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等等看’、‘慢慢来’……这一类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语汇扔进垃圾箱！该研究的要立即研究！不该犹豫的要断然作出决策！该讨论要抓紧讨论，不要言不及义、推托扯皮！既然是该办的事就不要等！就不能慢！上午该办的事不要留到下午，今天该办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如果是不需要办的事，不该办的事，那么就必须停办、拒办！……”
他努力的结果，究竟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面”——如某些电视剧里所出现的尖嘴猴腮或脑满肠肥的“保守派”——来反对他，但是他遇到了更难对付的对手——那就是存在于很多人身上，乃至于他自己身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的那种东西，即习惯的惰力。
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从工作实践当中，他极为震惊地发现，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严格地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或“时间就是生命”这一类的概念也已经开始过时。因为许多事的成败，恰恰并不在于抓紧时间去一环环地做，而在于是否掌握住了有关的最新信息。为解决一个代号为gs的最佳方案问题，局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由他亲自挂帅，真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地进行了讨论、起草、修改、敲定——他们“仅仅”用去了十天时间，便形成了一个可交付实践的方案，效率不可谓不高。但随即就有技术情报组的庞其杉，主动递来一份材料，原来国外早有这种方案公开发表在杂志上，并且细节拟定得比他们的最后方案更加详尽、合理！他们仅仅是没有养成掌握和利用信息的习惯！倘若他们有这个习惯，不用开十天会，仅仅依靠一个灵便的情报系统，便能够在一天之内，或者几小时乃至十分钟之内，迅速地解决问题。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才下决心将原来“聊备一格”的技术情报组，升格为技术情报站，并且力排众议，把庞其杉这个人推到了站长的“宝座”上。他还计划迅速地用最先进的电脑设备，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情报站武装起来。
他真可谓是雄心勃勃。
但是他从各方面都不断地遇到麻烦。今天中午接到的“告发信”，便是一例。固然傅善读把信上所揭发的问题，解释得“天衣无缝”，但要弄清整个情况，抓住事情的实质，显然既不能只相信那“两名外单位群众”，也不能光听信傅善读的“一面之词”。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时间似乎也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重要的也还是信息——他所掌握的有关信息实在是极其有限，因此即便他在这飞机之上，乃至在出国的整个行程之中，不断地“抓紧”时间去分析、判断，也是无济于事的。既然如此，他也便决定干脆把这桩事“冷藏”起来。何况部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自会抓紧时间调查处理，也许等他回国之时，事情便已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空中小姐”将银闪闪的小推车推到了他那排座位旁，他要了一杯纯净透明的矿泉水，同时揿了一下座椅上的按钮，使那盏光区只限于他那个座位的顶灯发出光亮。于是他一边啜着矿泉水，一边读起一份当天的《chinadaily》（《中国日报》）来。
空间是时间的载体，而时间又是空间的存在形式。一个空间，一个时间，谁也离不了。然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的对空间的关注超过了时间，有的对时间的重视又超过了空间。
这天下午三点半以前，于大夫已经由傅善读陪同，乘小汽车从机场直接来到了团结湖居民区。张奇林一到机场，便到海关办手续，办完手续便进入了隔离区，因此于大夫在机场一共不过停留了十来分钟，张奇林所乘飞机尚未起飞，她却已经开始了对即将迁入的新居的考察。在离开机场时，她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她让张秀藻火速赶到团结湖去，一同和她检验傅善读即将安排给他们家的新居，看是否满意，以便作出是待秀藻爸爸回来再说，还是不待他回来便搬入的决定。
傅善读向管理员要来了钥匙，亲自带着于大夫去检验那两套相邻的单元。
于大夫沉浸在对那居住空间详加检验的乐趣之中。
三楼，这是最好层次。她很满意。
两个相邻的单元，一个在右首门，有两间开窗能形成对流的房间，尽管小间面积略觉小了一些，但另有一个凹进去的小厅，除摆上饭桌吃饭，再铺排一张折叠床，安顿保姆，当不成问题。另一个在中门。一进门的门厅不算小，但所有窗户一律朝南，冬天固然温暖，夏天空气无法对流，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两间的厨房都不够大，不过煤气灶的位置和高度倒还适宜；厕所一边是坐桶一边是蹲坑，这倒无所谓，只是多出来的地方并不富余，倘若安放了洗衣机，便无法安放浴盆。壁橱尚可，阳台还嫌略小……看来搬入以前至少得先做两件事：请人用油漆漆出半截“墙裙”；把大屋顶上那简陋的碗形塑料罩的裸灯，改装为美观大方的全遮蔽型的吊灯……但两套住房如何分住呢？是在秀藻结婚之前，全家的卧室和餐厅都设在右首门中，把中门那套完全用来给老张充当书房和会客室呢，还是一开始就让秀藻独占一套？……盘算来，盘算去，于大夫忽然又觉得这样的两套还是不解决问题，如果能把其中一套换成三间一套的，就更好了……
张秀藻很快地便来到了现场。她随着母亲在两个单元里转来转去，不过她心不在焉。真的很快就要搬到这里来了吗？那么，她将失去某种很重要的东西。是的，他不爱她，而且甚至于不知道她的单相思。她每次从学校里回到那个小院，甚至也不一定遇得上他，遇上他也往往只能有极其短暂而尴尬的那么一点点接触——就像今天早晨，她捧着装有油饼的小笸箩，而他拿着红字和糨糊，相逢在那吊着旧藤椅的门洞里一般……可是她仍舍不得切断同那个小院的联系。她知道，固然从理论上推导，她即便搬到了团结湖，也还可以回那个院子串门；但从实践上看，她是没有那种勇气的，并且那些原来的邻居们，一定会惊讶她何以会对他们恋恋不舍……
“你看，都快四点半了！老傅和司机小王在下头一定等得不耐烦了。”于大夫催促着张秀藻，“你倒是满意不满意呀？表个态呀！”
“妈，您满意就成，我是无所谓的……”张秀藻随口应答着。
“这两扇门开得真不合理，瞧，冰箱如果能放在这儿多好，可偏这边这扇门碍事儿……”于大夫还在细加检验。
张秀藻甚至搞不清妈妈说的是哪扇门。
她走到阳台上，望着由高高低低的楼房构成的天际轮廓线。不知怎么搞的，她心头涌出了前些天抄在日记本上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句：
难道恋爱能自主？两人相悦为什么？
你询问流水吧，询问风儿的吹拂，
夜扑灯火的飞蛾，
熟透的葡萄上阳光的照射，
询问一切在歌唱、呼唤、期待、絮语的造物！
询问四月里欢闹的深鸟窝！
狂热的心叫道：“我自己怎么知道呢，我？”
她觉得这首诗几乎每句都敲击得她心弦剧烈地颤动。她几乎吟出了声音来。可是想到她的情况并不符合“两人相悦为什么？”这起始的问句，一阵酸辛袭上心头。她眼里涌出了泪花。
“秀藻！你怎么又跑阳台上去了？快下楼吧！老傅怕都着急了！”于大夫大声地呼唤着……
但傅善读彼时却并不希望她们马上下楼来。他正在楼下自行车存车处那儿的公用电话旁给洛玑山打电话。他为什么急着给他打电话？他们交谈着什么？除了他们双方，谁也弄不清。
同一时间里，詹丽颖也在打电话。
她也是跑到地安门邮局，才打上了公用电话。就是那个隔音间，就是那架电话，两个钟头以前，澹台智珠也利用过。
她费了很大劲，才挂通了她爱人那个单位的长途。时逢星期日，单位里只有值班员，而值班员并不知道她爱人患病的事，但詹丽颖却一通上话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倾泻起她的愤慨与不满来：“你们怎么搞的？领导都跑哪里去了？怎么不管我爱人的死活？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你们落实得也太差了！什么？不知道？凭什么不知道？！怎么可以不知道？！跟你们说吧，你们的心思我全明白——就因为我爱人要调走，你们就如此冷漠无情！哼，我要向中央反映！你们等着瞧吧！什么？……查一查？问一问？还查问个什么？我都接着电报了！等一等？等多久？你找领导去？好，我等！你去先告诉他们，我詹丽颖不是好欺负的！我到了就跟他们算账！不，一会儿就跟他们算账！你告诉他们，我爱人有个三长两短，他们要负法律责任！”
她气鼓鼓地挂了电话，等对方再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