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 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 候。
塞克特不是浪得虚名。在德军中，人们把他和传奇人物毛奇、史里芬并举。认为毛奇从最基本点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并奠定了指挥原则。史里芬展 望并设计了宏伟的计划，给德国带来了无比的光荣。而塞克特则在一战的灰烬中，呕心沥血重建了德国陆军。建立起了森严的小型军事武装，其中每一分子和细胞的 安排极近完善与充实，一旦时机适当即可无限制地扩充。他把每个士兵训练成可领导和指挥作战的骨干，每个军官培养成未来的统帅。在濒临灭亡中保存了火种，故 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的杰出缔造者”。
1936年，德国派华军事顾问团团长赛克特将军在柏林病逝，南京国民政府为其举行的追悼会灵堂一景。
他给蒋的帮助主要不是在军事指挥上，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建军方针和思想。他明确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 ”：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专门使蒋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 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这使 崇尚铁腕和独裁的蒋有了顿开茅塞的感觉。
在整军建军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尽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先编成6—8个师，然后扩展到18个师（大约30万人）。此外在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无奈繁重的事务使他精力不支，卧病在榻。1935年，蒋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别他回德修养。临行时，他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
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 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 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 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 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 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 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 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
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 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 ”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
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
利剑终于归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