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农民变成市民了，将会大大激发中国人力资本。农民在土地之上受的教育少，机会也少，但是城市化就是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他们就要有更强的人力资本。你可以看到当这些农民进入城市之后，他要去谋生，怎么办？他要学习一门技能，他学习一门技能就是他人力资本的提升。我们看80年代、90年代这些农民工到珠三角、长三角，当他们由农民变成工人的时候，这些企业把他们训练成工人，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这方面就有了人力资本，而且在城市他们会不断学习。
搜狐财经：很多人还自己成了企业家。
龙登高：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增强。你想如果我们8亿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那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可估量的增量。
而在这方面事实上很多地方也在训练农民，但是舆论或者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是担心农民进城之后就会怎么样，所以有一些比较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农民工进城现在开始被允许了。另一方面，农民进城了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孩子受教育就有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是我们政府不允许这种学校存在，现在这些学校不能接纳这些孩子，尽管提供几证就可以，但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普遍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有层层的障碍阻挠他们变成市民。当然一下子解决的确比较难，但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趋势是什么。
搜狐财经：城里人希望，如果出现经济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农民还可以回到土地上去，如果土地还没卖掉的话。这种心理是不是也挺自私、挺一厢情愿的？你希望农民回去，人家不一定回去。
龙登高：对。我记得008年，甚至高官们说，幸亏我们没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你看我们金融危机之后农民就可以回去。这事实上是你政府不负责任、推卸的一种做法。
农民工失业回到农村去，这对于少部分人或者局部可以作为一个权宜之计，但如果把它作为长久之计，作为一种政策取向、法律取向，那就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失业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中国隐性失业没有纳入其中，我也是农村来的，我们的亲戚都不在老家，那一点土地对他来说可要可不要，相反在城里面随便做一点什么他就可以补偿回来，所以金融危机他会去修整一下，但照样要回来。
搜狐财经：现在很多人担心资本和权力相结合来盘剥农民，或者把农民的土地抢夺过来，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龙登高：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排除，尤其在现在这种制度之下更有可能，因为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并不能最终支配，所以就有可能在强权和资本的结合之下被剥夺了权益，这种情况的确也是发生的，而且不少见。但是你要怎么才能够保障农民的最终利益呢？因为他有土地产权，能独立支配土地，他不卖就不卖，你什么强权也不能剥夺。
担心强权和资本来剥夺农民，而不允许农民有最终控制权、土地产权，让他交给政府，这就给了强权剥夺农民土地的机会。我跟他们说：你们喜不喜欢官本位？他们说我们讨厌官本位，痛恨官本位。既然讨厌官本位，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资源交给官员去控制？交给官员控制就是滋生了官本位的土壤。如果这些官员不能够控制资源，哪有什么官本位？人们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是也很可爱。比如说你的财富怕别人抢去了，让我来保管，我是政府我一保管就能够保障你，这是很可爱的一种想法，实际上也是幼稚的想法。
搜狐财经：您刚才说过的正是因为政府对于土地的限制太多，导致土地的价值反倒下降，农民反倒没有那么珍惜私下贱买？
龙登高：一方面，资本投入土地，这也是应该允许和鼓励的。如果土地没人去投资，那它怎么可能增值。现在恰恰就是这种资本从农村撤出来。你看我们农村金融机构不是大量撤销了吗，农民财富怎么办，他就只能存到银行，银行这些钱，流向了大企业、国有企业，你真正需要这些农民和小企业，你就得不到这些贷款。
另一方面，农村的资源没有这种资本的投入去开发去增值，那它就只会越来越萧条。所以对于资本流入，农村我们讲这个，是从大的趋势和总的状况来看的，是应该鼓励的现象。
甚至还有一些小的方面，那就是一些人的取向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市民退休了愿意到农村去租一块土地或者买一块土地，在那里过桃花源式的生活，这个其实比较简单，房地产如果没有人来买，价格能上去吗？上不去的。同样，土地如果没有人去投资的话，它价格能上去吗？如果投资的多了，它价格上去了，得益的是农民。
所以人们这种现象，归根到底可能还是对于强权干扰农民权益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又使得我们没办法把农民权益交给强权去控制。当然，农民的权益交给政府去控制是否就安全了呢？事实上，这就为强权剥夺农民的权益提供了机会。如果农民土地产权得不到强有力的保障，就会形成资本和强权的结合。如果有了制度保障，这种结合当然还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它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18亿亩耕地红线毫无必要
搜狐财经：很多人对于粮食安全也很担心，怕土地私有以后农民拿去盖房子，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保持了。
龙登高：这个又是一种误区。世界上除了中国等六七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实行土地私有产权为主的。
比如说台湾地区，这块土地是私有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它有法律的规定。比如说台湾十亩土地是你的，但是按法律规定允许你盖房子的只有十分之一，这块土地十分之一面积上可以盖房子，超过这个范围就不行，法律可以去规定它，并不是说你拿这块土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像美国、加拿大，房子是你私有的，但是你要把它修多高或者装修，你还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更何况这块土地你想去干什么，这是我们对所谓私有产权被污名化的一种恐惧，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恰恰相反，什么情况下才会使得土地被不受控制地滥用？那就是当地方政府以某种名义去实施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现象，地方政府把土地圈起来，官员为了政绩可以乱来，还美其名曰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我们姑且不论这中间的很多权钱交易，他以这种法人的名义，使得土地使用受到破坏，他可以突破法律的规定。所以恰恰是这种政府控制之下的土地制度，土地更容易被滥用，也就是说。如果法律保障、规定土地私有产权，他反而在这方面能够受到约束。突破法律规定的往往是政府本身，一个升斗小民怎么可能去对抗法律，他怎么可能去对抗政府，最多偷偷地干一点，也就是说不会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搜狐财经：您觉得土地18亿亩耕地红线有必要存在吗？
龙登高：我们过去以粮为纲，到现在都担心中国人吃不饱，但事实上现在问题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可能除了边远的地方还有个别吃不饱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是吃不饱的问题，而是怎么少吃一点的问题。当然我们要保持这警惕的心理。
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全球化，资源是在全球配置，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这种心态实际上是需要修正的。我春节回家，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现在农村都没什么人了，而我们小时候比如0世纪70年代，全部的劳动力，也就是说8%的人口都在农村，那时候我们城市化是17%，8%的农村都在耕地、都在种粮食，我们吃不饱。现在只有极少数人在那儿种地，我们却根本没有愁吃不饱的问题。我们家乡还是全国贫困县，都不存在这种问题了。这里面是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问题。
资源是在全球配置，所以要着眼于全球之下。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这些国家，他们适合土地密集型的种植和经营，我们就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可以从他们那里购买土地密集型的产品。我们人多地少，他们人少地广，这就是一种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所以这个也是大势所趋。我们担心别人不卖给我们，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想法，但是也挺幼稚的。他不卖他把粮食烂在那里，可能在全球化不成熟的情况下会有这种，但在全球市场整合的情况下，在规则被全世界人们所遵循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存在的。
搜狐财经：市场如果不需要18亿亩耕地红线，你就算定18亿亩，农民也会用抛荒来打破这条红线。
龙登高：对，你说这个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过去都是种双季稻，现在种单季稻，等于有一半就没有了，18亿亩红线、抛荒这些现象也有它深层次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看这些粮食生产大省、粮食生产基地，他们通过规模经营，通过资本的投入、技术的提高，它的主体产出是增加的。
这里面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渠道来解决，比如说通过市场提高粮食的价格，种粮就会增加了。而如果说你规定了18亿亩红线，他不去种也拿他没办法，这个规定也没有约束力，只能从法律来规定农用地不能变成建设用地，如果做了建设用地，或者搞成开发土地，那你就要对他进行法律的制裁。这个恰恰就是地方政府或者基层政府本身所做的，把土地圈成大片的开发区，那个才是比较要害的问题。
搜狐财经：您对土地改革进程乐观吗？
龙登高：还是谨慎乐观，毕竟还是在推进当中。你说希望农民富起来，却不允许他拥有土地，不允许他拥有房产，不允许他拥有财产，那你不是跟你自己的愿望相矛盾吗？
搜狐财经：您觉得土地体制的全面改革有可能会在几年内实现？
龙登高：这个没办法预测。如果再束手束脚，以后的问题可能就更严重，更难以改革。
城市化才能提高农村小孩的教育水平
搜狐财经：这几年也有一种说法，农村人读大学越来越难了，比例越来越低了，您觉得这个说法成立吗？
龙登高：这个很有意思。这恰好就说明我们应该推进城市化，因为你在农村怎么可能接受好的教育？所以我们要搞城市化。城市化能让国民接受更好的教育。
第二，如果说这个说法有一些片面，那就是也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家乡优质的考生，都到长沙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去了，优质的考生都不在我们县，都出来了，甚至有的父母是在长沙打工供孩子在长郡、雅礼读书，什么都可以付出。所以你如果那么看，非说我们十来年都没有出过清华北大，但是从长郡、雅礼那些地方考过来的安化的考生反而增加了。过去说，我们县0世纪80年代一年出一个两个清华北大不得了，现在事实上不止这个数字了，反而增加了。
我觉得根本的的解决办法并不是说像清华自强计划，降低贫困地区考生的录取分数。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该让进城农民变成市民的渠道更畅通。比如说像我们那种穷地方，如果农民在北京打工就可以变成北京市民的话，孩子就可以平等地接受最好的教育，那你有什么担心。恰恰是我们把这种渠道阻滞了，不允许他这样。
（采访时间：014年8月）（未完待续）